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文艺政策有所松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惨淡情景,早已为百姓天天吐槽。于是,在1973年前后,出现了“革命曲艺”为题的演出。
吉祥戏院当时被迫改叫东风剧场。北京曲艺团关学增、马玉萍、马增慧、梁厚民、刘司昌等,能演出他们在广播电台播出的段子《一条背带裤》、《十个大鸡子儿》、《一盒饭》、《奇袭白虎团》、《扎依打虎》等。更吸引人的是有赵振铎、赵世忠的相声《学徒》。
当时一票难求,观众蜂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也有了“革命杂技”的演出,同样场场爆满。
后来王谦祥、李增瑞又说了《劳动号子》,赵振铎、赵世忠说了《从隔夜愁到百日鲜》,殷培田等说了相声《红梅》,大伙儿叫这个段子为“二嫂子”。李金斗也以青春面貌亮相,表演了相声。由于他的长相,观众称他是阿尔巴尼亚人。马季、唐杰忠的《友谊颂》后,又说了《小八路》、常贵田、常宝华的《西沙之战》等几个段子,因为脚本不硬,二位没发挥出来,但是相声又能说了。
1975年前后,在曲艺调演时,众望所归的侯宝林先生又亮相了,他说的《吃导弹》是讽刺当时被称为“苏修”的段子。借鉴了传统小段《狗熊大象》,逗得北京展览馆剧场三千来人大笑不止。由此,我感觉到侯宝林先生被尊称为“相声大师”,那真乃名副其实啊!一个演员如果不是“肚子里面宽绰”,在当时那样的历史背景下,要出新作品,简直是天方夜谭了!
由于安排侯宝林先生“大轴”,所以没有返场,报幕员就强行宣布”演出到此结束”。据说是怕返场小段庸俗,出问题。其他演员返场时也多是说《反正话》、《几句了》等脑筋急转弯的活儿,如“我投手榴弹”,“手榴弹投我”!“我齐步走”,“我走不齐,唉,我怎么那么笨哪!”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马季说了《摇头书记》,大家也理解他。
与此同时,大兴宣传队的姑娘,在专业演员指导下,排出了单弦联唱,“王国福家住在大白楼,身居长工屋放眼全球”。曲头一唱,真是那个京腔京韵的味儿!台下那些对单弦懂行、喜爱的观众,不禁发出了热烈的赞叹:“好些日子没听过这原汁原味儿的了”!
与此同时,戏曲演出显得陈旧无新,各剧种学演、移植样板戏,再加上不知哪些脑袋被门框夹住的痴人,提出的缺心眼儿的“有组织分配售票”损招儿,在报上”为工农兵演出”的标题下,观众无处买票。我所在的车间分到一张上海京剧院李炳淑的《龙江颂》票,五毛钱,在北京二七剧场演出,可惜没分到我。看戏的人回来,我问她;“唱得好吗?”她说,翻跟头挺好看的。人家指的是“大坝合拢”一场翻扑的功夫,没欣赏唱腔念白,压根儿就不明白京剧是咋回事。
我无缘听京剧《龙江颂》,只好等退票看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移植的《龙江颂》,王凤芝主演。戏一开锣,那北方高亢激越的梆韵,就让我感到绝不输给南边来的皮黄京腔!“望北京”等几段唱得那叫一个酣畅,“公字闸”这段唱罢,掌声雷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王凤芝的拥趸。老生唱腔也棒,阿坚伯一段“自从大坝合拢后,水英更加忙不休”的掌声,比给青衣的热烈。结果,到我二刷、三刷时,这段唱被“三突出”的极左派修改了拖腔,变得平庸无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