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今天,我亲密的朋友、我所崇敬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岳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每想至此,心中便是难言的悲痛!
可以说,孙岳是我唯一的京剧演员朋友!虽然我和我的父母都非常喜欢京剧艺术,但隔行如隔山,我们一直认为京剧演员都是很有架子的,解放后,演员的社会地位极大地提高,甚至到了高不可攀的程度,只能敬而远之。与孙岳老师的交往,颠覆了我的这个概念!孙岳老师以他朴实的性格、平易近人的作风,竟然和我保持了深厚、诚挚的友谊达24年,直至他生命的最后!
我与孙老师的友谊,起于十年浩劫结束。在看了重新上演的《杨门女将》、《满江红》后,我写下了感想,对比文革前后的不同,分析改动的成败,其中特别是对于我少年时代就一直崇拜的孙岳老师的表演艺术,列举许多看法,和戏友交流。当时心血来潮,就把自己仓促写成的东西抄了一份,寄给了孙老师,心里觉得不会有谁在意一个无名辈的观点。不名一文的我,不敢奢望一位大艺术家,会重视一个小工人的意见。
让我不敢相信的是,一个多月后,竟然收到了孙老师的回信。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封写于1980年9月23日的信涵,信中夹着一帧《满江红》“大理寺”一场的黑白剧照。从那时起,我们之间鸿雁往来,颇具共识,彼此相见恨晚。次年8月28日,孙老师第一次登门,送给我一张纪念梅兰芳逝世20周年的《龙凤呈祥》演出票和另外一张剧照,遂成为亲密的朋友。
后来,陆续地看了孙老师40次左右的演出。每次看完,我都向他汇报感想。他从不以著名艺术家自居,反而总向我讲述演出体会,甚至1989年在拿到《摘缨记》剧本后,他还专程登门和我谈创作设想。最难忘的是,在恢复《红灯记》以后,从1987年的折子戏到1991年的全本演出,前前后后,几次上门听取我这外行的意见,令我感动不已!
孙老师共计给我写过70多封信。他亲临寒舍十余次,赠给我戏票或者剧照,也有时借用我录制或者购买的他的演唱录音。我也去过他府上大约二十次,不仅答谢,也把我拍摄的《摘缨记》、《三打祝家庄》、《红灯记》等剧照送给他,把给各处的投稿请他审查。他还陪伴剧作家高文澜,来过我家。
孙老师,可谓德艺双馨!
至今还记得1994年春节前,最后一次看孙老师在剧场正式演出的过程。我是在人民剧场外买的退票,贴的是他和杨春霞的《四郎探母》。孙老师从“见兄”唱的,前边是颜世琦。谢完幕,去后台,才知孙老师因连日演出,嗓子欠佳,只能演一半。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看过的孙老师的最后剧场公演。后来他还有过不多的几次演出,但是我只看了1998年4月和8月分别在湖广会馆和大碗茶的两次《空城计》,那已不属于正式剧场的公演了。
我最后一次聆听孙老师谈论艺术,是2001年5月,在北京西城区西斜街文化馆礼堂。彼时孙老师不仅不能演唱,连说话的声音,也低至勉强可以听到了,但他还是去为名票樊傲霜老师的《捉放曹》把场,我眼见他从化装到演唱的细心指点。演出前后,我们坐在台下时,孙老师仍艰难地向我讲述了许多对于此戏的看法。
我和他见的最后一面,是2003年10月26日,在他女儿的婚礼上。婚礼前十多天,我曾最后一次去探病,他交给我正准备邮寄出的婚礼请柬。当时他已憔悴不堪、形销骨立,让我目不忍睹。2003年夏秋,他病重后,我去了大概3次,都是强忍热泪。
婚宴上与我同桌的,是当时中国京剧院的工会主席孙培鸿。我多次在孙老师的《四郎探母》中,看过他演杨宗保。他问我:“你知道孙先生是晚期了吗?”虽然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癌症”俩字,但我明白他的话,难过地点点头,叹息一声。如果不是在喜庆的宴会上,如果没有数百人在场,我真想哭一场!
宾客绝大部分走了以后,我才和孙老师及其夫人告别。可是我连一句“保重”、“再见”也不敢说,唯恐自己失控、失态,冥冥之中,似乎意识到,那天可能就是我和孙老师的永别了!我还记得,我是摇着手退出饭厅的,表示再见。
2004年春节,我没有去拜年,孙岳老师已生命垂危,拒绝见任何外人。但我还有幸收到了他的最后一封信。他依然说的是京剧,讲述了其对王少楼、言菊朋唱腔艺术的喜爱。信尾没写年份,只有“春节前夕”几个字,记下那个永恒的历史瞬间。
如今望着这些信,物在人亡,思前情、想往事,不但怀念我和孙岳老师的深厚友谊,而且更加敬佩他对于京剧事业的满腔热忱和无限忠诚!每张信纸,字里行间,都在讲述着孙老师虔诚敬业、恪于职守、胸襟坦荡、虚怀若谷的崇高品德!
整整十年了,孙老师的音容笑貌尚在眼前,但是我再也不能和他并肩而坐、促膝相谈了;我再也不能用一封封的书信,向他倾诉我每次看演出后的感想了;我也和所有的观众一样,再也不能坐在舞台下,欣赏他在红氍毹上那出神入化、精彩卓绝的艺术表演了!每想至此,怎不令我悲痛、潸然呢?
孙老师那洒脱俊逸的扮相,那韵味醇厚的唱腔,依然历历在目,声声在耳!孙老师那一丝不苟的艺术,那一尘不染的人生,我都刻骨铭心,永世不忘!怹的信函、怹的剧照、怹的录音、录像,我都会永远珍藏!
孙岳老师,您永远活在我心里!
(原载《岳上清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