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售 | 靳飞新著《靳飞戏剧随笔》出版
2019-12-17 08:41来源：京剧艺术网阅读量：14474
著名作家、学者，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靳飞新著《靳飞戏剧随笔》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是熔铸靳飞先生近四十年戏剧研究心得的一部大书。
编者按：近日，著名作家、学者，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靳飞新著《靳飞戏剧随笔》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是熔铸靳飞先生近四十年戏剧研究心得的一部大书。“若朴堂”微信公众号将在近期选载本书的若干精彩篇章，以飨读者。今日刊出的是著名文化学者、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陈飞先生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主领春风只在君——靳飞“民国京剧”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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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领春风只在君——靳飞“民国京剧”论
陈飞
国庆节前夕，过访少年同窗好友、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靳飞先生位于北京通州的若朴堂，几年来不知来过这里多少次，这里也似乎成了京城一处别具特色的文化沙龙。每值靳飞先生在京，定要邀集部分学会同仁或三五好友来若朴堂一叙，或茶或酒，畅谈竞夕，往往自午后至夤夜始散。至于话题，虽然无所不包，从时事到国学，由中土到世界，然而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中国戏剧。大家在这里谈兴盎然，思如泉涌，时而听靳飞娓娓道来，时而热烈讨论，激浊扬清，析疑辩难，学会几年来的一些重要学术思想观点和重大活动的策划构想便诞生于此。
靳飞刚从贵阳回京，尚面带倦容，见面落座后，随即递过一叠书稿，说道：“这个仍望老兄赐序。”我接过一看，书名是《靳飞戏剧随笔》，浏览一下目录，内容也颇熟悉，收录的大部分是近几年来发表的有关戏剧的重头文章。“仍望”的意思是，2016年靳飞出版梅兰芳研究的力作《梅氏醉酒宝笈》时，我曾不揣谫陋，作序文一篇。此次又蒙抬爱，虽愧下笔无文，因思此书真实反映了学会几年来的学术成就，也就义不容辞，勉而为之了。不敢称序，聊且算作有感而发吧。
北京戏曲评论学会成立于2013年年底，于今已走过了将近六年的时光。作为创始会员，几年来亲历了北京戏曲评论学会的发展历程，在阅读《靳飞戏剧随笔》的同时，不禁感慨万千。这个从名称上毫无吸引力甚至比较边缘化的民间社团组织在一没固定经费拨款、二没权力背景的情况下，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绩，与同类型社团的昙花一现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北京戏曲评论学会目前已发展微信受众达数千人，注册会员近300人。几年来不仅出版了《梅氏醉酒宝笈》《中国京剧经典剧目汇编》《梅葆玖纪念文集》《梅葆玖画册》等著作达400余万字，组织活动参加总人数近万人。特别是去年，受北京京剧院委托，为北京京剧院的“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进行评选，以其专业性和公正性赢得了业内赞誉；接受文化部立项任务，与中央音乐学院共同举办了“丝绸之路”音乐融合与创新国际研讨会，有来自九个国家的30位专家学者参加，发表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受到文化部的表彰和嘉奖。北京戏曲评论学会现在不仅是联系学者、演员、戏迷观众的研究与传播戏曲文化的平台，也成为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在社会上、业界和学界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然而，学会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并非偶然，是与自身的实力和水平分不开的。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真正的实力主要体现在学术成就上。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创新，既是学会几年来一直秉持的，也是靳飞一直强调的办会方针。这不仅引领了近年的戏曲学术研究之风，也令学会在学术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民国京剧”论可以说集近年学会学术研究之大成，是靳飞在学会成立伊始就提出的。记得是在2014年纪念梅兰芳双甲子诞辰的一个讲座中，靳飞谈到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时说：“有好事者在王国维‘元之曲’之后，缀以‘明清小说’，亦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我则认为，于今又可以在‘明清小说’之后，再续之以四个字，就是‘民国京剧’。”
其实“民国京剧”是靳飞先生早在1999年于日本东京大学授课时就形成的一个论断，一经提出，便对京剧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经常被国内戏曲界的专家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引用，成为近年来京剧研究的一个热点。
何为“民国京剧”？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艺术，她植根于北京并在北京发展壮大，继而流播全国，被誉为国剧。自20世纪初，京剧在继承原有徽调和汉调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其它剧种与多种艺术形式，大胆革新，开始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整个民国时代，北京地方演出班社、剧场林立；从艺人员规模庞大、名角辈出；商演频繁，占据了北京文化市场的统治地位，继而迅速风行全国各大城市，极大影响和推动了刚刚崛起的中国现代城市的文化演出市场，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为主流的本土艺术形式。
京剧虽生当乱世，在新旧、中西两种文化剧烈碰撞与交锋中形成，却意外地展现了其魅力，令各阶层和有着各自文化、社会背景的观众倾倒，说明她传递的美无疑是共性的、是符合时代精神的。之后，在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等人的努力和推动下，京剧又被传播到海外，登上世界舞台，得到国外艺术家和观众的认可与喜爱，开中国文化艺术国际传播之先河，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大增强了文化自信，令世界对中华文化艺术为之刮目相看。
而这部《靳飞戏剧随笔》，名为随笔，其实可以看作是对“民国京剧”论的系统总结和发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靳飞这一理论的发展脉络，从“民国京剧”论的提出到逐渐充实、完善、丰富。把“民国京剧”的历史作用从近代戏剧史引申到近代文化史，再扩展至民国史的各个领域，令“民国京剧”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本书也收录有靳飞早年的戏剧文章，但大多也是围绕“民国京剧”这一主题。
如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关于京剧与儒教之随想”，记录了靳飞对京剧起源与本质的思考。京剧的历史并不很长，200余年前的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实际上只可称作京剧的前史。京剧虽源于地方戏的徽调、汉调，但扎根北京后，为了适应所谓风俗教化和以“八旗子弟”为主流的皇城文化而一直进行着非地方戏的改造，从剧目内容上，由以神怪、玩笑，甚至色情、暴力等庸俗小戏改以编演宣扬忠孝节义等儒教伦理道德的历史大戏。从形式上的角色分配，由以“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为剧中主要角色改以正面形象的生（老生）、旦（青衣）为主。这得到了宫廷和满清贵族的青睐和支持，至清末，京剧才基本定型，成为雅俗共赏的流行艺术。然而，随着“西学东渐”与“民国鼎革”的巨大冲击，社会思想观念与风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流行艺术的京剧为了自身生存，自然顺应时代潮流而随之变化。所以，文章提出：“民国京剧与清代京剧貌合神离，可称是别开生面。民国京剧是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与西方工业文明影响下，京剧传统的一次巨大更新。与其说民间京剧是清代京剧的继承，莫若说民国京剧在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中开创了新的京剧传统。”这反映了靳飞早期从历史脉络和逻辑推导层面形成的“民国京剧”的构想。
随后，靳飞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对梅兰芳的实证研究中，不断发表有关梅兰芳的重头文章和专著，以大量史料为依据，重构了梅兰芳的社会活动与艺术实践的轨迹，并以崭新的视角对梅兰芳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重新分析与评价。这一研究一直持续至近年。
本书收录的“《贵妃醉酒》：一出旧戏的变革历程”一文是其力作《梅氏醉酒宝笈》的雏形。文中，他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梅兰芳在“京剧改良运动”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戏剧新旧之争这一历史公案，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振聋发聩的观点：“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傅斯年等人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开展‘新文化运动’，所谓以京剧为代表的‘旧剧’成为‘新文化运动’批判的靶子之一。实际上，当《新青年》杂志上正在唇枪舌剑之际，梅兰芳已将‘旧剧’改良付诸行动，早都做得热火朝天，并且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而‘新文化运动’诸氏，把女性问题看得比戏剧问题重要得多，在《新青年》杂志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推动下，‘娜拉’成为中国新女性的一个符号，社会上流行起‘易卜生热’‘娜拉热’，颠覆了中国民众思想中的传统女性观。‘易卜生热’和‘娜拉热’还引动了一轮戏剧新潮流，反映女性生活和心理、追求女性人格独立与人身自由等题材的戏剧作品成为舞台上的热点。梅兰芳作为男旦，女性问题是他根本无法回避的。他再次抢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先行了一步。梅兰芳在排演《贵妃醉酒》之际，实际上他已经走出‘红颜祸水’的观念束缚，开始着力塑造一个作为‘女人’的杨贵妃的形象了。”
此后一系列以梅兰芳为主题的文章“民国京剧新传统成功的典范：谈杨小楼、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梅氏的新京剧与新文化”、“把上海搬到北京的梅兰芳”等，无不把梅兰芳作为“民国京剧”的核心人物，以海量事实揭示了以梅兰芳为首的新一代京剧艺术家对清末京剧颠覆性的改革创新，对他在“民国京剧”方面的伟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进一步厘清了“民国京剧”与以往旧剧的区别和关系：
“京剧在民国初期以最快速度掀起大规模‘改良’热潮，及时跳出清末京剧藩篱，实现了从艺术审美、剧本创作、表演形式到剧团管理、观众组织、媒体宣传等各方面的全面更新，形成民国京剧新传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引领京剧在民国初期的‘改良’热潮的艺术家首推梅兰芳。梅兰芳早在 1913 年即民国二年就明确意识到，只有跟上时代的变化，才能获得自身生存与艺术发展的空间。他在北京率先排演了大量的时装新戏、古装新戏，并对传统剧目做出大幅度加工改造。梅兰芳的‘改良’迅速得到观众的热烈拥护，每出新戏都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这强调了京剧的现代性和其在中国近代文化艺术史上的伟大创新作用。“民国京剧”也更为清晰和具体，不仅在艺术上进行了内容和形式的深刻变革，形成了具有现代艺术特征的中国本土艺术。
关于“民国京剧”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中的地位，靳飞明确提出了“民国京剧”本身就是一场“新文化运动”，而且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则更为成功，也更具有社会影响力：
“‘新文化运动’的这一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时隔百年再来回顾那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既有其积极的意义，也有其负面的影响。其重要者，其一是文化的发展，可能是‘被计划’出来的。”“比照‘新文化运动’而言，中国京剧艺术就是一种没有‘被计划’过的，因时代变化而被激发起文化的自觉，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中国‘新文化’。”“以西方文化冲击下的社会变革与迅猛的科技发展作为大背景，中国京剧在探寻其自身出路的同时，不知不觉间也肩负起了对于中国‘新文化’的探索。中国京剧艺术因而既是中国最晚形成的中国古典艺术，同时又是中国最早形成的现代艺术。其重要程度，足堪媲美‘新文化运动’。”（《在“一代宗师——谭鑫培京剧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而随着对梅兰芳研究的深入，靳飞又把视角扩展到梅兰芳与“民国京剧”对民国社会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金融等的巨大影响。如本书收录的：“民国史躲不开梅兰芳”、“梅兰芳与日本歌舞伎”、“梅兰芳：民国外交的典范 ——在梅兰芳首次访日演出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从张伯驹事迹略谈现代金融与文化”、“旧戏剧 新中国”、“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新星出版社版《舞台生活四十年》导读”等文章。
前面提到，京剧既然是民国时代最为流行的本土艺术形式，那么她不仅与民国文化，也与民国社会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的京剧名角儿出入于各类社交场所，在政界、军界、外交界、金融界、文化界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就梅兰芳本人而言，在一个政治动荡、战乱频仍、经济萧条的时代，年纪轻轻便一举成名，也创造了颇为可观的财富，这不仅依靠其艺术天赋和个人努力，也与其在政界、财界的交往和活动密切相关。在那个时代，梅兰芳作为文化名人和民间外交的代表访日、访美和访苏，自然有着其深厚的背景，并对民国的国际政治有着深刻影响。而作为著名收藏家与银行家的张伯驹以及当时银行界的著名人物，给予京剧的巨大支持与投入，也并非简单的以出于个人娱乐和爱好原因就能解释的。这些问题靳飞在本书中都从新为我们进行了解读。
靳飞“民国京剧”论的缘起是来自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先生评论中国文学史的那一段话，而他于“民国京剧”剥茧抽丝、披沙拣金的研究方法也正体现了王国维先生的治学风格。
犹忆少年时，靳飞便受到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的巨大影响。上世纪80年代，我们经常结伴去逛北京地安门后门桥的燕京书店，这里以卖文学类的旧书出名，而《人间词话》则是为数不多的“非主流”书籍，靳飞发现后如获至宝，读来如饥似渴又如醉如痴，“三境界说”了然于心而过目成诵。如今思想起来，恐怕就是前缘所定吧。如今我与靳飞都已年过半百，还能时常聚在一起谈戏论古，回首前尘，真恍如隔世。
而后靳飞的经历与王国维也有相似之处：少年时即与张中行、吴祖光、严文井、季羡林等诸老游，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青年时代东渡扶桑，如王国维的负笈日本，在中西思想文化的这个交汇点上，学习西方哲学思想与研究方法，极大的开阔了视野，而后逐渐形成自己一套独立的思维和研究方法。王国维开中国近代史学和文学批评之先河，他的“二重证据法”、“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论人要论其世”、“学术之变时势使然”等思想观点仍旧闪现着耀眼的光辉，也被“民国京剧”论多所借鉴。
“民国京剧”论是个具有前瞻性的大课题，它以京剧为切入点，力求对民国的外交、金融、文化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一番重新的梳理与剖析，令人耳目一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所以，京剧与民国史是一处丰富的宝藏，仍有待我们去挖掘。
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几年来在靳飞会长的引领和指导下，对“民国京剧”的研究不断丰富和深入，取得了丰硕成果，愈加觉得这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学术新天地。然而，许多工作也就刚刚开始，愿此书的付梓能够唤起更多的专家学者与有识之士，投入到“民国京剧”的研究中来，使之成为中国戏剧与近代史研究的一门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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